首先，企业管理为社会科学，固然难以提供唯一的、标准的、或明确的答案，但是其答案或举措必须是一般大众所能接受的(generally accepted)事理；换言之，企业管理之理论与实务必须是言之成理的、合乎人情的、以及不违法犯规的。理无法定义，情且不可滥，而法更不可违。详见拙文<理先，法后，而情居中：理情法对制度之理性、感性、与刚性之影响> ，若企业管理之理论与实务一旦盲理、滥情、或违法时，则虽其大祸未至但灾难已纷纷进逼了。

其次，专家、学者、与管理者等等皆须认清组织文化是组织文明进化的综合结果，而不是组织文明进化的关键原因。君在信函引言：「何老师把一切解决之道归结于企业文化」；然余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企业文化没有这个偌大的功能可以作为「一切解决之道」的万灵丹。详见拙文<有识有为者不谈文化，却使文化奇葩盛开> 。以及<文化：经正确定位才能使力以生实效> ，若企业组织要企业文化博大精深，则须将「管理之哲学理论与实务作法」之多元的生命种子放入组织机构事务的组织体之内让其发芽与茁壮；这样，日积月累之后，企业文化奇葩才会在组织机制中盛开。

最后，每人对自己的思虑云为都要有自信。例一、君觉得企业管理处处皆「谜」，但余认为：「企业管理不是自然的产物；它纯粹是人造的观念与作为，所以没有莫测高深到充满『谜团或不解之谜』的程度，但留有若干的迷失：从已故的与现存的管理大师的企业管理言论集不乏出现自我互相矛盾说词的这方面观之，今之世界之企业管理尚处于青涩的、非成熟的阶段。」

例二，波特(Michael Porter)博士在1985年着有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一书；在这本《竞争优势》书中,他自信地说(注1)：「一个公司行号若能对其顾客提供独特性的产品或服务时，就差异化了自己而优于其诸竞争者。(A firm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its competitors if it can be unique at something that is valuable to buyers.)」他自信地强调(注2)：「一个公司行号能够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低成本与差异化。(Porter stresses that there are two basic typ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firm can possess: low cost or differentiation (Porter, 1985; O’Shaughnessy, 1996).」然而，当波特博士的上述两句话被余放在一起仔细连结并自信地思索时，其不合情理(谬误)的事就会浮满脑际，因为低成本本身就是甚佳的计量的差异化之一。若低成本不是差异化之一，那么低成本究竟是什么？若差异化不是指计量的(有效率的)差异化与定性的(有效果的)差异化两者，那么差异化究竟是什么？若差异化只限指定性的(有效果的)差异化时，那么郭台铭的鸿海帝国(注3)以及其它各国世界级企业之计量化的(有效率的)差异化除低成本之外就可视若无睹、听而不见、与思而不悟吗？详见拙文<21世纪竞争优势论(三)> ，时间会证明各个人思虑云为之真伪、可靠性、与有效性。